二股东配售1.47亿股 呷哺沸腾依旧?******
投资人的举动往往格外被资本市场看重。1月10日,呷哺集团股价跳水,业内则是将原因归结于一则“二股东配售全部1.47亿股”的消息。随后,有相关人士确认了这一消息,并透露接手方或为多家战略投资机构。对于这一举动,有分析认为该运作均属于投资项目正常操作。不过也有声音指出会在市场中造成一定负面情绪。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呷哺集团股价有回升但大幅上涨存在挑战,不排除其股价已是阶段性高位的可能,呷哺集团还应该更加专注于业绩的回升。
接手方或为投资机构
火锅市场因为呷哺集团格外沸腾。1月10日,呷哺集团的股价变成了业界关注的重点,该公司早盘低开超7%,报9.14港元/股。业内猜测,呷哺集团股价下跌与其股东售卖股票的消息存在较大关联。
据相关媒体报道称,呷哺集团第二大股东General Atlantic Singapore Fund Pte(以下简称“General Atlantic ”)通过配售股份,出售其所持有的1.47亿股呷哺集团全部股份。
对此,北京商报记者从接近呷哺呷哺相关人士处了解到,呷哺呷哺第二大股东General Atlantic已通过大宗交易,配售手持全部1.47亿股,造价每股9.25-9.3元。据相关消息透露,接手方或为多家战略投资机构。
关于呷哺集团第二大股东配售全部股份的真实性,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到呷哺集团,对方表示未来会发布相关公告。据了解,呷哺呷哺10日收盘价为9.11港元/股,下跌7.79%。呷哺集团于1998年11月正式成立,1999年在北京西单明珠开设第一家餐厅,并于2014年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国内外新开门店超240家
在股权变动的同时,呷哺集团方面对外宣布称,从全国市场来看,业绩正在全面复苏中,2023年,将继续启动全面扩张战略,全年在国内和海外计划新开门店超240家。
开店计划看得出呷哺集团前进步伐并未止步,而从近几年呷哺集团的财务数据来看,近三年来呷哺呷哺业绩成绩单并不出色。当然其在财报中也多次表示,持续不断的疫情导致部分餐厅无法正常营业,是公司业绩急剧下滑的主要原因。
其实,自2021年5月呷哺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贺光启重新出山后,呷哺呷哺便动作不断,开始为其业绩寻找新出口。从2021年7月呷哺呷哺发布公告称决定关闭200家亏损门店,再到同年8月重新上任CEO的贺光启首次发声,称发现呷哺呷哺部分门店存在严重选址错误。去年9月,呷哺旗下新品牌趁烧在上海正式开业,这也是贺光启带队后的首个新品牌,计划在2023年开出至少20家门店。而在近期呷哺集团也推出“充多少送多少”储值优惠活动,根据公司透露的数据,截至目前,已储值1.94亿元,发放1.94亿元的消费券。而上述这一系列动作似乎意在向资本市场证明自身能力。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指出,呷哺集团的业绩表现受疫情影响较大,随着近期复工复产加速,呷哺集团股价已经有所反弹。但从长期来看,经济环境下行会加剧连锁餐饮市场竞争,呷哺集团股价大幅上涨存在挑战,不排除General Atlantic认为呷哺集团股价已是阶段性高位的可能。
应更专注于业绩回升
作为火锅市场中为数不多的上市企业,呷哺集团得到更多资本支持的同时,其一举一动也受到公众的监督。正因如此,如何给出更好的业绩表现,并为资本注入更多信心便是呷哺集团需要思考的。
资深连锁产业专家文志宏表示,一般来说,上市公司股票的大宗交易与投资者的投资及战略意图存在关联。对于退出者而言,很可能是投资计划达到了一定节点,或是收益率达到一定程度,便决定退出。对于想要入局的投资者而言,若是对于特定行业或企业存在投资意向,也会通过大宗交易的形式。
而这一举措会给呷哺带来哪些影响呢?一位资本业内人士分析表示,作为投资者,资本市场的运作均属于投资项目正常操作,无需过分解读,流通性强也说明企业备受关注;另一方面,减持或抛售股票需关注接手方是谁,接手方的动机才是最应该考虑的。
不过,沈萌进一步指出,第二大股东折让配售,会在市场中造成一定负面情绪。若接手方为多家机构,那么各机构的资金投入规模与股份占比都相对较少,很难为呷哺集团提供比General Atlantic更多的支持。二级市场的价格波动与业绩表现存在关联,目前,呷哺集团应该更加专注于业绩的回升。
文志宏指出,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餐饮业处于复苏期,而资本市场也对此较为期待。在此情况下,若General Atlantic为呷哺集团的原始股东,抛售股票的行为则是向投资者发出较为不利的信号。反之,General Atlantic的举动便不带有利好或利空的意味。目前看来,呷哺集团的股价虽然半年内有一定回升,但与其市值高点还存在差距。
全国首例非法投放外来物种民事公益诉讼案一审宣判******
中新网2月3日电 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信消息,2023年2月3日,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在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全国首例非法投放外来物种民事公益诉讼案并当庭宣判。
南京环境资源法庭经审理查明,2020年12月,被告徐某在未向主管部门报告的情况下,从被告刘某处购买黑鱼、鲶鱼用于放生。2020年12月15日上午,徐某在钱资湖准备放生,遇有工作人员阻止,现场同时也有群众阻止并报警,徐某等人遂前往长荡湖温洛港桥附近,放生由刘某运至现场的鲶鱼25000斤,后大量鲶鱼死亡。12月20日,常州市金坛区、溧阳市长荡湖渔政监督大队开始组织人员打捞,截止2021年2月9日,共计打捞10天,累计打捞出死亡鲶鱼20208斤。
经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鉴定,投放的鲶鱼为革胡子鲶,系外来物种。华南师范大学专家意见认为,案涉放生行为对长荡湖渔业资源造成的直接损害补偿(赔偿)费不少于7427.6元至44565.5元,对长荡湖生态环境造成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5000元至6000元。另,专家评估费用为18000元。
庭审过程中,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刘昌景博士作为专家辅助人出庭说明外来物种及外来物种入侵的概念、并对放生外来物种的危害、禁止肆意放生外来物种进行了充分阐述。
南京环境资源法庭认为,徐某、刘某在未向当地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情况下,自行向长荡湖投放大量外来物种的行为违反国家规定,导致了该水域环境要素和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造成了生态损害,应当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并在服务功能损失范围内适用惩罚性赔偿。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徐某、刘某对其非法投放外来物种革胡子鲶所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30000元、服务功能损失5000元、专家评估费18000元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连带承担惩罚性赔偿5000元;并将上述赔偿款项在科学论证后拟定方案用于长荡湖生态环境修复和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宣传。
外来物种入侵是威胁国家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重大安全问题,已经上升至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缺乏科学指导和法律监管的盲目放生会对本地的生态系统造成损害,并对生物安全带来巨大风险,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案是因非法投放外来物种引发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南京环境资源法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审理投放外来物种民事公益诉讼案,充分体现了落实生物多样性国家保护战略和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的司法担当,并探索将惩罚性赔偿资金用于生物安全风险防范事项,向社会公众普及外来物种入侵危害,引导公众树立生物安全理念,自觉遵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科学合法地开展放流活动。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