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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快三平台交流群2024-09-10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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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字文明融入新闻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以“元技术”为基础的数字革命给人类社会传播格局带来巨大变化，数字化深刻影响着新闻业态和人类的新闻经验，对新闻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如何建构中国自主新闻学知识体系，持续推进中国新闻学理论创新，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重新审视新闻学核心概念

　　新闻学科的基础应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转变到整个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进入人的生活世界。当前，互联网生态下的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是开放的，专业性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壁垒逐渐被打破，脆弱的新闻专业体系变得更加无足轻重，传统的内容生产企业对互联网内容平台公司具有依赖性。以往新闻学研究多集中于新闻业的内部运作，而忽视了它的外部联系和影响，研究的对象局限于新闻行业以及管理部门，为从业者和管理者提供实用知识。虽然也有学者开始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将新闻看作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用场域、系统这样的概念来分析新闻，但这类研究并不多。

　　媒介技术变革不断挑战着传统新闻理论的解释框架，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态结构。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安德森（Chris W. Anderson）认为，新闻生态的网络涵盖新闻生产机构、数字技术和新闻行动者等全部要素，且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全新而复杂的。他提出“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这一概念，强调新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须由具体的“新闻机构”转向更为弥散的、网络化的“新闻生态”。李良荣认为，传统新闻媒体面临沦为“内容提供商”的风险，多生产主体、多媒介渠道、融合新闻产品共同重塑了新闻生产和传播生态。也有学者提出，新闻学研究出现了“生态转型”，不能再不假思索地以媒介组织为“容器”来理解新闻，而应该越过各种传统的边界，去探索那些原本不可预知的道路。在这一方面，研究者可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打破新闻实践各个环节之间的界限，探索在数字网络中描述和解释新闻现象的新路径。

　　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呼吁研究者重新审视既有的新闻学概念，创新新闻理论体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黄旦提出，新闻学原来所坚信不疑的一些前提及其概念需要改造，将新闻学转变为一个经验性的学科。法国学者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词语是人们自由改造、任意使用的工具，尽管它们清楚地表达了本身的含义。但正如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旧理论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因此，建立新闻理论的新范式就必须反思我们的理性束缚。

　　从早期的传单、小册子到大众传播时代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从互联网时代的网站、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机器人，媒介技术不断更迭，新闻活动的面貌与新闻产品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传统新闻理论具有自洽的解释框架与基本范式，但受到新闻生态、业态和媒介技术发展的挑战，无法继续解释、分析和预测“弥散式”的新闻活动。因此，研究者不得不追问，传统新闻理论范式是在哪种媒介实践与媒介生态中形成的，是如何形成的，其用意是什么？这些理论受到哪些冲击，是否需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或者只需局部调适？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和实践的主要变化是什么，用什么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分析，并对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作出科学预测？

　　比如，新闻“真实性”概念内涵的变化。2019年2月，某公众号发布《寒门状元之死》一文，引发公众对该自媒体运用虚假内容的广泛批评。这表明在公众心中，“真实”是新闻信息传播的底线，对虚假消息不能容忍。但也有研究显示，人们往往倾向于扩散虚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虚假消息传送到用户的速度要比真实消息更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谈道，新闻真实追求的基本目标不是建构真实、塑造真实、设置真实，而是“反映（性的）真实”“再现（性的）真实”，新闻真实应该回到事实真实这一基本要求上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说，“新闻真实是可能的，但这种努力需要建立在对新闻真实这种现象的深刻理解之上”。那么，在数字新闻学中，“真实”概念是否还有其存在的空间？一方面，强调“新闻真实”是建立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理解数字新闻中的“真实”却并不容易回答。在数字时代，这种“真实”是特定场景下的真实，体现的是人的理解和认识的“真实”，这意味着公众对“新闻真实”的需求也是动态变化的。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事实类型的变化，“新闻真实”的内涵也须随之更新。研究者应深刻分析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和认识论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以往的新闻学概念在经验层面受到严重挑战。

　　再如，如何回答新闻“客观性”与“情感”的问题。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认为，不再简单地信奉事实，转而信奉一整套规章制度，以应对连事实都成问题的世界，这就是“客观性”。其后，客观性就成为新闻领域的“不死之神”，在这一主导范式之下，“情感”被驱离于新闻领域核心准则之外。传统新闻理论认为，新闻业理应重视客观理性，鼓励业界以“冷静而非情感化”的风格进行事实报道。原因在于，若在新闻生产中引入情感因素，会使这种“非理性”内容妨碍新闻的专业性。但情感因素是新闻业的一部分，且虚拟现实、沉浸式等新闻类型在创造同理心、唤起共鸣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这意味着数字平台、社交媒体与新闻业的结合将进一步促使整个新闻业呈现出“情感转向”。此外，技术可供性进一步增加了“情感转向”的速度，并使得“情感”开始以合法的身份“接合”了专业新闻理念。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理论转向，但研究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近几年，在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传统媒体中，出现了一种“新闻激进主义”的现象。有学者将“新闻激进主义”视为在非主流媒体、女权传媒、激进报章等中可以找到的新闻报道方式，包括以第一人称叙述且内容有引导性的报道。新闻学者正日趋关注激进报道如何影响主流传媒。也有学者认为，“新闻激进主义”之势非但不会逆转，更将引发范式的转移。那么，数字新闻学该如何回答“客观”与“情感”的关系问题，又将如何处理“事实与观点分离”原则在当下的表现，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反思。

　　立足“数字新闻生态”的问题域

　　梳理数字新闻实践的形态，反思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系统的流动性，关注网络化社会公众参与数字新闻实践以及媒体平台边界模糊等方面的变化。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醒，在媒介问题上的理论空白，使我们在通往具体的研究之路上必然要走许多弯路。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许多对媒介影响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无论研究什么媒介的内容，如电视或者报纸、戏剧、电影、小说等，其方法都是一样的，媒介本身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统。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探讨了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具体分析了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媒介演进逻辑，及其对于人的社会实践自由度的维度突破。

　　从新媒介、人与媒介关系的视角来理解数字新闻实践，即将媒介看成是人类的境况，从数字人文主义的视角分析媒介和新闻。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奇云：媒介即存有》一书中将媒介实践和媒介制度视为嵌入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关系之中的事物。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王晓光、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静认为，新兴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数字中国的构建进程，以数字媒介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兴文化形态和知识生产体系正日见雏形，数字人文正在积极引领文化时空的数字化转换，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数字新闻时代，在沟通的“讯息、告知和理解”三个环节中，受众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沟通，实际上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或选择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期望通过沟通交往形成“共同体”，还是批判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萎缩，都不过是“一种怀旧情绪的自然流露”，是用旧的知识来理解新的世界。在政治社会学理论中，现代社会之前的社会被看成是一个由各部分构成的统一整体。相反，在一个急剧分化的社会中，使个人感到难以负担的是其缺乏社会同意的模式，而将各种角色整合为统一的生活。在传统新闻理论范式中，公众寄望于通过对话与协商而走向公共空间。那么，在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公众参与传播实践的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值得研究者反思。

　　从网络化关系出发，聚焦学术研究、业界实践和新闻教育体系改革等方面，建立数字新闻学新生态、新语境。在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着工具性思路——一种基于媒体技术演进的线性思考的研究框架：口头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现在又增加了网络/数字传播，用“媒体融合”或者“全媒体”来建构“新闻学”。这表明当前新闻学研究的学术想象力不足。相反，新闻业界要比新闻学界更具有探索精神。如《纽约时报》在2014年的“创新报告”中提到，要基于新媒体环境的变化，调整编辑部职能，创建受众拓展职位，并着手组建数据分析团队，创建战略分析团队，鼓励跨部门合作，零距离贴近受众，优先聘用数字人才，助力“数字优先”战略。这份报告对于国内媒体了解传统媒体如何更好地融合纸媒的传统业务和数字业务，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数字方面的创新和人才职位的想象，现有的教学思维和内容并不能完全涵盖，也不能仅靠增加“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之类的议题来实现新闻理论的创新。高校应从网络化关系出发，彻底打破现有的专业划分，创新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满足数字时代对全媒体人才的需求。此外，对于新闻的内涵与本质，研究者也需要有全新的思考。与之相应，对现有的教学方案、教学方式、课程体系等，也应做出符合中国新闻实践需求的发展。

　　重塑媒介变迁中人民的主体性

　　树立新闻学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回答好新闻是“为了谁”“服务谁”的问题。媒介变迁所带来的交往活动和交往结构的改变在不断重塑着人民的主体性，赋予主体新的内涵。研究者须反思新闻学研究应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新闻环境，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新闻品质，呼唤一种什么样的公共参与，以及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生活等问题。新闻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坚持党的领导。

　　技术日益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本质性要素。数据与算法使人们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比如，算法运用于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人民的主体性存在的意义、算法带来新的传播关系以及对公共传播秩序的影响、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信息传播技术发生变化，数字传播环境对公共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新闻传播领域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如媒介形态、传播主体等。无论媒介如何改变，其物质性有何不同，信息与物（口语手势、风水火土、文字书写、大众媒介等）都是围绕“人类境况”而展开的。媒介无非是交往网络中的一环，而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与物的交换与传播。那么，从媒介视角出发，从人们的交往网络和实践入手，探讨如何构建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应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理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信息技术拓展了人类生活的空间，也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只有从数字文明的角度出发，努力构建能够体现中国新闻学知识生产自主性、引领全球新闻研究的新闻学理论新体系，才能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传统新闻学存在多种不同范式（或者说是准范式）。早前有学者总结了“四大报刊”理论，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这一基础上扩展到了“六大理论”范式，但这些理论范式都是基于西方的新闻实践和价值立场总结出来的，因此存在着“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学科的基本架构，是一个体系。黄旦谈道，如果说学术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研究范式问题的话，那么新闻传播学科应该从媒介这个视角介入进去，要重新进行概念化，改变工具论思维。作为媒介来讲，这是一种开放的、重新建立关系的过程。也有学者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出发，总结出了“规范性”“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全球比较”四大范式，并认为“数字新闻学”有可能成为第五大新闻理论范式。虽然这一划分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视野更为开阔，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新闻理论创新应站在数字文明转型的角度，即从文明的视角出发，特别是中华文明新形态的角度，分析数字新闻实践在当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与已有研究主要立足于技术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是有差异的。文明是历史沉淀下来的，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发明创造、人文精神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以下要素：语言、文字、工具、道德、信仰、宗教、法律、家族、城邦和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演化的媒介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数字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以多样、平等、开放和包容为原则，通过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努力提升联结性、对话性、共享性和智能性，从而实现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文明在更优越的模式基础上，将形成新的法则、新的语言、新的公序良俗甚至新的文化和信仰。数据的新力量，就如同农耕之于古代文明、工业革命之于现代文明，将催生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新媒体技术发展处于全球优势地位（如5G、人工智能等领域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社交媒体生态多样，平台丰富，行动者活跃程度高，数字媒体用户广泛参与新闻实践，创造了新的传播方式，如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网络直播等。中国的新闻治理也有很多新探索，如大规模推广“中央厨房”，建立数据监控中心，培养网络评论员队伍，将融媒体中心与社会治理结合等，这些都为研究者建立新的新闻理论范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实践经验。应加快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聚焦新闻传播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推进新闻理论创新，建立能够引领全球新闻学范式革命的理论体系，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阶段性成果）

　　（作者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吴飞）

汇丰中国王云峰：全球企业依然看好中国市场的机遇******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0月29日电题：汇丰中国王云峰：全球企业依然看好中国市场的机遇

　　中新财经记者谢艺观

　　“金融开放的不断深化不仅令中国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也为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行政总裁王云峰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表示。

　　王云峰称，汇丰连续五年参展进博会，每年都会面向海外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今年的结果显示，全球企业依然看好中国市场的机遇。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过去十年，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持续推进，金融支持政策精准发力，给跨国企业带来了哪些机遇？汇丰由此取得了哪些成绩？

　　王云峰：从2007年首批外资法人银行获批成立至今，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发展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成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最近十年，金融领域的开放步伐不断提速，政策红利集中释放，外资银行在市场准入、持股比例和业务范围等多个层面享受到“国民待遇”，并深度融入中国金融市场。

　　金融开放的不断深化不仅令中国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也为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过去十年，在华外资银行资本和资产增长超过50%；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增加了2.4倍。

　　中国市场是汇丰集团全球重要的战略性市场之一，汇丰集团长期致力于在中国与世界的经贸往来之间搭建金融桥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业务板块不仅涵盖银行、保险、基金、证券、金融科技等各个领域，而且还是唯一的通过村镇银行持续服务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国际性银行。

　　从商业银行领域来说，过去的十年也是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在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我们的业务规模和服务范围持续拓展，资产总额和员工规模接近翻番，持续保持盈利，成为了内地规模最大的外资银行。

　　中新财经：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这给汇丰全球业务带来哪些影响？跨国金融企业需如何应对当前新变化带来的挑战和考验？

　　王云峰：从全球来看，受地缘政治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走高，导致通胀升温；加上全球多个市场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调整节奏加快，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这些宏观环境的变化给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带来了新的挑战。当然，全球利率上升也带动了金融机构净利息收益的增长。

　　作为一家拥有150多年经验的国际银行，汇丰经历了多轮全球经济周期和金融震荡，拥有丰富的应对经验。我们一方面专注自身的优势领域和具备高潜力的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运营效率，凭借我们的跨境联动优势，协助全球企业拓展业务，管理风险。

　　作为一家高度国际化的机构，跨境联动始终是汇丰的优势和业务侧重所在。汇丰集团超过四分之三的对公客户收入源自与我们国际网络相关的活动，将近一半的对公客户经营跨国业务。去年，汇丰集团宣布将在亚洲市场投资约60亿美元，加大对中国等亚洲重点市场的业务布局。例如，在集团重点发展的25个投资和贸易走廊中，几乎一半都与中国有关。

　　中新财经：根据汇丰业务情况，从全球视野看，塑造世界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有哪些新领域新赛道值得关注并布局？

　　王云峰：近年来，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占比已经超过18%。2013年至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在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尤其是新经济产业作为中国经济的新生力量，正不断推动创新与变革。汇丰中国长期关注和支持新经济企业的发展。我最近拜访了不少新能源、人工智能、医药健康等行业客户，真切地感受到新经济行业朝气蓬勃，方兴未艾。

　　为了更加精准地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我们最近推出了外资行首个“专精特新”企业专项支持计划，未来两年将提供总计人民币30亿元的信贷及金融支持，支持中小企业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发展。

　　不仅如此，汇丰围绕科技创新型企业不断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已经推出大湾区科技信贷基金、大湾区医疗信贷基金和中小微企业专项基金等多项计划，还设立了专门的服务团队，重点服务科技、医疗等新兴行业。希望通过多方位的举措，支持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和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协助中国企业在世界的“新赛道”上发挥竞争优势。

　　中新财经：中国正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汇丰积累了丰富的绿色金融服务经验，会如何发挥这一优势服务于中国金融市场？

　　王云峰：中共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发展绿色低碳产业。近几年，中国的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生态环境、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业蓬勃发展，成为了推动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生力量。

　　汇丰致力成为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业务的国际领先银行。在中国内地，我们持续加大对绿色金融领域的支持力度，不仅在资产组合中增加了绿色产业的客户比重，还从资金支持上进行倾斜，满足绿色低碳产业的融资需求。

　　今年5月，汇丰推出了市场上首个“大湾区可持续发展信贷基金”，为区内企业的低碳转型，提供50亿美元的融资支持。目前，信贷额度的使用情况进展良好，已经为吉利汽车、广州地铁等多家企业的新能源业务、低碳减排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

　　此外，我们还通过对绿色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创新，与客户、行业一起，共同推动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去年6月，汇丰在国内推出了外资银行中首个面向企业客户的绿色存款计划，帮助企业将盈余资金投放于绿色低碳项目。

　　中新财经：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对此，您怎么看，预计将给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新市场机遇？

　　王云峰：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些国家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将继续为跨国企业和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3.0%，其中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3.9%。中国经济克服多重超预期冲击的不利影响，主要指标恢复回稳。在我们看来，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汇丰连续五年参展进博会，每年都会面向海外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今年的结果显示，全球企业依然看好中国市场的机遇。

　　一方面，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不断提升的科技创新能力、完整的产业体系、持续扩大的财富管理需求，这些增长动能，将持续支持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绿色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资本市场开放、制造业升级等发展战略，正在吸引更多的跨国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同时带动本地企业参与到国际循环中，这也为外资银行更充分地发挥国际网络优势提供了广阔空间。

　　汇丰对在中国市场的长远发展充满信心。接下来，汇丰将继续投入和深耕中国市场，2020-2025年，汇丰集团在中国内地的新增投资有望超30亿元人民币。我们将发挥好作为国际银行的优势，继续担当好金融桥梁的作用，为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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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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