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业运营7周年 亚投行“朋友圈”何以越来越大?******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题:开业运营7周年 亚投行“朋友圈”何以越来越大?
新华社记者潘洁
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迎来开业运营七周年。从七年前的57个创始成员国到如今拥有来自世界六大洲的106个成员,亚投行“朋友圈”何以越来越大?
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同行伙伴越聚越多——
半个多月前,非洲国家毛里塔尼亚获批加入亚投行。如今,亚投行已拥有106个成员,覆盖全球81%的人口和65%的GDP,成为成员数量仅少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国际多边开发机构。
保持开放,始终敞开大门;共促发展,与合作伙伴携手前行。
2022年,亚投行新成立了融资伙伴关系局,拓宽与全球发展领域机构的友好合作关系。此外,亚投行还同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动解决全球发展问题。
项目越做越多,公信力不断提升——
2018年,孟加拉国帕德玛巴瑞村首次实现电力接入。七年来,像这样通过助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项目,亚投行已累计批准了202个,融资总额超过388亿美元,带动资本近1300亿美元。
在坚定支持亚洲域内成员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2022年亚投行加大了对域外成员的融资支持力度,首个巴西项目与首个科特迪瓦项目先后获批。七年来,亚投行的项目分布在全球33个国家,涉及能源、交通、水务、通信、教育、公共卫生等行业领域。
快速增长的业务规模也在推动亚投行不断扩大全球业务布局。继天津办公室2021年设立和启用后,亚投行2022年开始筹建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的首个海外办事处,拓展在中东、中亚、非洲、拉美等地区的投资业务。
得益于良好的业务发展、审慎的风险控制、高标准的内部治理和管理,亚投行始终保持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给予的最高AAA级信用评级。
合作质量越来越高,发展越来越快——
2020年9月,亚投行出台了首个中期发展战略(2021—2030),绿色基础设施被列为四大业务重点领域之一。为此,亚投行设立了气候融资目标,即到2025年气候融资至少要占核准融资总额的50%。2022年,亚投行的全年气候融资尤其显著,占比达到55%。
勇于开拓创新,响应多元需求。作为国际多边机构大家庭中的新成员,亚投行创新发展理念、业务模式与机构治理,通过灵活多样的发展融资产品,促进互联互通、推动绿色发展。
2022年6月,亚投行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15亿元可持续发展熊猫债。这是可持续发展债券推出后国际多边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首单可持续发展债券,为境内外投资人提供了高质量人民币资产。
此外,亚投行还根据成员需求第三次扩大“新冠疫情危机恢复基金”规模,为成员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同时,新设立了“低收入国家特别基金窗口”,帮助低收入成员提高项目准备和执行能力、降低融资成本。
回望七年,硕果累累;展望未来,前景可期。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亚投行将继续肩负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促进共同发展、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期待,秉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化、规范化和高标准经营,积极推动多边对话、深化国际合作,为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在联合国马德里气候大会举行******边会现场讨论环节。 王健龙 摄
中新网马德里12月10日电 马德里当地时间9日,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界、业界和学界人士在联合国马德里气候大会中国角“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上围绕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传播干预低碳消费、融通气候与健康传播等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讨论。
此次边会由中国新闻社、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这也是中国新闻社连续第七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举办该主题边会。
本次边会由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综合部副主任张志强主持主题发言、中新社经济部记者夏宾主持圆桌讨论。
中国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副司长孙桢在致辞中表示,做好气候传播必须认清气候传播本身的特点,其大环境与其他传播不同,气候问题对于老百姓来说很难以从切身感受得到系统认识。低碳行动和能源转型的难度较大,对于传播工作也带来一定困难。
同时应注意到气候传播的国际合作也存在困难,各方在传播时难免带有自己的利益,这其中的传播就变得不那么容易把握。
下一步气候传播应该怎么做?孙桢表示,首先,要做气候传播过程中必须意识到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其次,讲清楚适应气候变化的故事、讲清楚气候变化的灾害,加强采取行动的紧迫性;第三,做好信息的传达工作,把做气候传播的身段放下来,回到好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表示,过去十年,中国的气候传播从零开始,逐渐成长。未来要学习借鉴国外经验,总结气候传播规律,打造气候传播工具箱,更好地指导气候传播各行为主体做好气候传播,并面向中小学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开展气候传播教育。
印度地球政策中心主席拉杰德拉·山地认为,当前人们对于气候变化紧迫感的认识实在不够。
“图片分析没有用、预测没有用、过去和现在的图片对比没有用、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的照片没有用,所有东西都不能让人们警醒起来。”他呼吁,每个人都不能事不关己地坐着,必须站起来去对应气候变化。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副校长黄南松认为,气候变化并没有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这是人们不愿意采取措施的一个主要因素。温室气体排放是工业发展的伴随结果之一,过去的人们并没有预料到未来会产生如此的严重后果。一些民众倾向于利用这场危机的原因和后果的不确定性,产生“过度乐观”的态度。
他还指出,许多人认为气候变化是潜在的、遥远的。2018年,一项关于公共政策优先事项的研究中,大多数人认为恐怖主义,教育和经济等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分别有73%、72%和71%的人认为是最重要的议题,而气候变化在名单上的优先级接近最低,只有46%的人认可它的重要性。
“看不到明显成果、缺乏成就感的情况下,坚持采取行动缓解气候变化是非常困难的。”黄南松说。
世界银行碳市场和创新部门项目经理普提谈到了传播碳定价的重要性。他指出,关键利益相关者快速成为政策支持倡导者,同时获取了对政策的宝贵反馈,在预期和效益的推动下,传播碳定价愈加重要。
如何走向低碳生活,能源基金会传播总监荆卉指出,可通过减少浪费型消费、选择高能效产品及寻求转化模式来实现。
在传播低碳生活方式上,荆卉建议,建立“低碳消费”、“高品质美好生活”和“可持续增长”的关联;把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生活和低碳消费与人们对当下的关注点相结合,聚焦“此时此刻”;基于价值观进行信息设计,尊重利益诉求,提供能够满足利益诉求的低碳选择;传播具体的、系统性的行为指导;把握有理性更有温度同时贴近生活、时尚、共创的调性。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气候应对处副处长张嫄指出,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低碳发展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价值和意义的内涵也是丰富和多方面的。不同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机构、个人,在不同的参与环境中,如所处不同的发展阶段、要解决的排放问题以及减排的路径选择,对公众参与会产生不同的需求,因而采取不同的目标导向和政策工具,导致相应的行为表现和效果也不尽相同。
“因此,从强化公众低碳意识、理念到采取具体行动,国内外不同城市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低碳发展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张嫄说。
守望地球理事会理事长谌良仲表示,保护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基于科学和经济上可行的方案,而制定科学和经济上可行的方案,必须基于长期的野外监测的基础数据。野外科研和监测,贵在长期坚持,而野外监测的现场第一手数据的采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既耗时,又昂贵。公众科研为业余科学爱好者找到贡献自身力量的途径,为科学研究动员了大批承担日常基础工作的人手,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解决思路和一定程度的资金支持。
深圳标新科普研究院理事长陈素平说,提高气候传播要增强公众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关注,可通过推动气候变化领域知识的传播、增强全社会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关注。
在圆桌讨论环节,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中国项目总监刘强、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项目主管王彬彬、广西大学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吴海荣、绿色创新发展中心运营总监汪燕辉、美国环保协会多边气候战略主任兼首席顾问AlexHanafi对中国气候传播的效果、中国气候传播的经验及学校、媒体、政府如何联手进行气候传播等热点议题进行了探讨。(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 快三平台地图 |